荀子不以孝道着名，仅把孝亲当做一般道德，且认为君重於父。

修德功夫，在於变化气质，使杂气之性化为原善理想之性，彼谓之人性本初，悉受主心支配。＜十翼＞之作，史称启自孔子。

以及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第三章：原始儒家＞，孙智燊译。更引申老子无为而无不为之旨曰：依无为，虽动亦静。对此，周敦颐的《通书》中多言於圣人，既是就圣人之如何成就为圣人而讨论，也是就圣人之如何引导众人之功能而讨论，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人人可以成为圣人，因而也是对所有的人的期许，意即以人人可为尧舜，而说明成圣的理据及方法。对於二元论的批评，方先生继续申论，但先从二程之二元论有可能的内在矛盾说起，其言： 惟人性品位之问题，亟须解决。朱熹之重视此一范畴，初则深受周敦颐之影响，继则转而附会於《易经》。

（乙）物理——自然之理，内在於物质对象界，而可以经验认知者。然德性之知，不假闻见，自其观之，乃现诸直觉统观，独立於个人意识，一空依傍者也。笔者统计过《墨子》全文除了使用王公大人一词外，公字仅出现一次——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

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若考察文本，就会发现钜子大义灭亲的举动似乎也构不成墨家大公无私的无血亲伦理的指控。任何一个宗教/文化中的人群，在由自心到外物，由自身及他者的过程中，首先遭遇的第一级问题就是群己之辩。荀子批评墨子不知礼蔽於用而不知文，基於儒家道德立场，来批判墨家将兼爱作为兴天下之利的动机有问题。

志以利亲为芬，而能能利亲。荀子承认墨术横行的事实以及墨学的部分合理性，再以其不足逐条辨之。

葛瑞汉认为墨家通过《经》《说》的一系列定义锁定了先验证明，墨家要求的仁义爱作为人类普遍诉求的投射物，由圣人根据重整体轻局部的原则来权衡利弊。在这两个案例中，当血亲关系与宗教信仰相互抵触时，人对特定他者（上主）的委身似乎是绝对的，亦即这个绝对义务与伦理性的责任似乎不可通约。《墨子.兼爱》载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中。在表述上虽然不如儒家依五伦层层推恩表述明确，但并未否认个体之价值以及个人连於社群的正当性，既注重个人也注重他者和社群的地位，肯定自己的当下肯定他者，避免了爱的衰减效应。

《荀子.解蔽》：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由用谓之道，尽利矣。而墨家兼爱预设了自爱（Self-love),亦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解释利他主义上，穆勒与墨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当相应的不义产生时，就有相应的权利被侵犯。所以问题的根源不是去分析哪种文化有没有血亲伦理，而是去分析该文化所保守的血亲伦理在何种处境和条件下，能够将之致以大义灭亲的地步——即在判断选择路径时，由血亲伦理出发的考量是第一位的，还是另有一个高於它的价值在指导？由於亲亲相隐是血亲伦理中的焦点问题，而大义灭亲又是其中最极端的处境，故尝试使用一个反推的思路，即以大义灭亲的可能性来考察亲亲相隐的限度，就成为可能。

《说上》35：功，利民也。即公义应该取同自百姓，用於辟除人们的私怨。

由於孟子辟杨墨的影响，墨家长期被目为无父之道，亦即不讲孝亲。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墨家不但不反对孝亲，反而极力鼓励孝亲。墨子兼爱观念常被诟病为要求人们对路人与父母的爱没有分别。传统上儒家对墨家的诟病是无君父：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都不是从处境出发来考虑（义，宜也）。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莘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

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撇开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命题在语境里只是强调了君主让百姓拥有恒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并没有彰显百姓对恒产的正当权益这一点不谈，更重要的是孟贤人紧接着还宣布：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于是乎，一旦自由主义的脑瓜里灌进了咱儒家的水，你的通两统就只能是在稀里糊涂的一锅粥里早早泄了气。咋啦，你有不满情绪？明摆着是为富不仁的敌对势力嘛，给朕拿下。

友情提示一句：先秦那位长得本来就比较黑的墨姓老头，由于后来一直遭到抹黑打压的缘故，连生卒年份都不太清楚，估摸在公元前479年到381年之间吧。（《乾坤衍·辨伪》）考虑到咱儒家的顶级道统中人都能下狠心将斩草除根的活儿做到这种地步，要是我们还找不出那些激进的极端倾向在传统文化里的活水源头，大概真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智商层级了。

（《论语·里仁》）孟贤人则将这种凭空设置的反差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地主张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再把眼光投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两千年后的英国人洛克，今天还能受到自由主义者们的高度推崇，头号原因不也就是他明白指认了人们的财产权和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嘛。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的尚同原则，对他施加惩罚（罚之）。某些自由主义者可能没怎么读过《墨子》，听到这样的说法后却立马不仅信以为真，而且义愤填膺，同样把墨家当成了洪水猛兽避而远之，反倒纷纷向两千年来朝廷的正统意识形态抛去了像秋波一样风靡的媚眼，努力到儒家那里寻求自由人权的思想资源，尤其热衷于从孟夫子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的命题里采掘中产阶级的文化基因，乃至以倾向于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自居并自豪，一时间波涛汹涌蔚为大观。

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墨子·非攻上》） 这段话比较长，听起来也有点古奥，但意思却不难懂，因为它讲的实在是一条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谁要是偷了抢了别人家的东西，不管是小不点的桃子李子，还是有些分量的鸡犬猪羊，或者是大块头的马匹耕牛，统统属于亏人自利的不仁不义。

要不，你举出一段更早的话让大家瞅瞅？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俗话说近墨者黑，还真没说错。

可惜的是，这种道听途说的想当然、望文生义的拍脑瓜十分离谱，因为只要撇开了那些二三手的先入之见，回到第一手的《墨子》文本那里，我们恰恰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护私有财产权和个体生命权的哲理宣言。无需废话，儒生们当然会含情脉脉地指责这种做法六亲不认（尽管从周公姬旦起，他们也常常奉行为了忠君大义不惜斩杀亲人的残忍信条）。

有位从美帝某所顶尖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的洋教授，便这样子振振有词地当上了孔孟的卫道士：那地主家里有那么多羊，顺手牵走一只多大个事儿啊？如何比得上神圣庄严的父子亲情哟。孔圣人不是早就说过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于是问题就来了：你说这样子你积累起来的那点产还怎么个恒法？可能还没达到中的档次呢，皇上看不顺眼就当成不稳定的因素一把给夺走了。

一帮现代儒生大概觉得不好意思再宣布禽兽的本质在于利天下了，于是就顺带着抓起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帽子，声称墨家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也想实现财产公有、均贫富等贵贱的乌托邦，流露出了极左的激进倾向。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

这不，先秦那位长得本来就比较黑的墨姓老头，两千多年了，便被人泼了差不多一太平洋的脏水，你就是把全地球的排水机都拉来用上，恐怕也没辙。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墨子 墨学 。

所以才有了富与仁的不共戴天：既然逐利的行为属于禽兽，发财致富的那伙人肯定就没资格算人（仁）了。要是你像他墨家那样主张尚同，坚持对亲属犯下的坑人害人罪行实施惩罚，又会丢掉咱儒家当成了命根子来维护的父慈子孝的高尚德性，因此也没法再成为朝廷意识形态的亲密同道。